达尔文女子学校在哪？
在19世纪，英国有“雄性”和“雌性”之分——所谓的“雌性”（the gentler sex）指的不是性别为女的动物，而是没有竞争意识、不会打斗、从事家务劳动等“软弱”的人类女性；相反，所谓“雄性”（the braver sex）不仅拥有强烈的家庭责任心，还热衷于体育运动，追求冒险，是充满阳刚之气的完美人类男性。 当然，这种划分方式完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但当时的人们却坚信男女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生物学差异。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在谈到这种传统时曾经说：“我们的祖先中包括很多智力超群的女性，但是她们没有赢得应该属于她们的荣耀……历史书页中充满了被遗忘的女性的名字和功绩，但如果我们仔细审查导致人类文明进步的所有发明创造，就会发现这些全部来源于男人的大脑……” 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当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于1871年出版他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的时候，他并没有预料到将会带来的巨大震动。因为在这本书里，他没有只字片语涉及男女之间的生物学差距，反而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理论：人类的智力和男女一样平等，而且都在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 面对来自各方的猛烈攻击，达尔文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试图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证明进化论的正确。1876年，他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探险——乘船前往南美洲考察，以期找到能够支撑他理论的化石证据。 但是这一次，达尔文没能如愿以偿。
虽然他在《物种起源》中引用的大部分化石证据都支持他的理论，但这次在南美洲所采集到的化石却似乎在质疑他的学说。于是，达尔文在失望之中写出了《与拉马克论战》（A Battle with Lamarck），以驳斥法国生物学家让·巴普蒂斯特·德·拉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k）提出的生物进化必须依靠遗传和变异的观点。 然而，就是在这一次旅途当中，一个改变了达尔文一生的意外发生了。
为了考察南美厄瓜多尔的基多王国古城遗址，达尔文登上了安第斯山脉。随着海拔上升，达尔文感到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不久之后，他就因为高原反应而感到头晕、恶心，几乎晕倒。
尽管高海拔给达尔文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他仍然坚持完成了自己在厄瓜多尔的考察任务。不过自此以后，达尔文就再也未能完全恢复，一直在慢性缺氧的环境中生活。据说有一次，他在森林中采摘玫瑰时，竟因呼吸困难而被自己制造的“花香”熏醒。
1882年，达尔文患上了主动脉瘤，随后又出现了脑溢血，虽然生命得以继续保持，但神经已经受到了影响。 同年4月，在妻子的鼓励下，他开始了《人类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一书的写作工作，希望以此证明人种的优劣不存在生物学基础，从而捍卫自己在《物种起源》中的观点。但是，正在此时，达尔文的身体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于是该书只得由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代笔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