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学家何？
何等学者？他可是把“社会”和“社会学”这两个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啊！他让当时如日中天的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之汗颜——你们不是说中国无社会学吗？我何某人就是搞社会学的，还在英国学了制度主义（后来被称为“新学派”）。 何等的成就？他是中国社会学会的第一任会长（1935年成立于南京）；他主编了民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社科杂志之一《社会学界》；他主持起草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社会改革方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1946）；
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曾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也就是后来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他是继严复之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影响最大的留学生之一。 但是，到了70年代后，随着新左派的崛起与西方社会思潮的涌入，作为主流学术界的代表人物，他的影响力开始下降。
为什么？因为他是正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者”、“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他留英期间受到的是经典进化论和社会学制度的训练，因此一直坚信社会科学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的重要性，这一点让他和受马克思主义启蒙的新一代社会学家产生了观念上的分歧。在70年代初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口气重申了这个观点： “有人说，社会学是一个没有用的学科……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极端错误的.....从社会学到物质生产的研究方法，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转引自《寻找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
于是，作为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科学最辉煌时代的代表人物，他被批倒了，被批臭了。 直到80年代中期才得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