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民的原因？
说点题外话，关于“出国的理由”这话题，知乎上的大佬们已经回答的非常完备了（顺便也安利一下自己之前写的几个高赞回答……）。 想说的是，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选择出国，我们最终获得的都是同样的东西——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更纯粹的生活环境等等。 但不同的是，有的人是带着原罪出的国；而有的人则是带着恩典离开的。
我见过的不少人，他们出国的时候身无分文，甚至有人背着行李卷就出了国。他们在国内的经历可以称得上是千疮百孔——贫穷、自卑、被歧视、被欺负、没有地位、没有尊严……而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们对“自由”“平等”“公正”这些东西有强烈的追求。 他们在国外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了较高的报酬，因此能比较轻松地买到那些奢侈品——名牌衣服、包包、化妆品等等。这些在外人看来可能是极其普通的东西，却成了他们人生中最大的梦想。 因为曾经极度匮乏过，所以对那些看起来“绰绰有余”的生活条件格外向往。于是，他们在国外拼命工作，为了买名牌而拼命工作。 但结果呢？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快乐。
因为他们缺少在西方社会生活所需要的那个最基本的资格——与人打交道的能力。 不会讲英语，就没法跟外国人正常交流；学历不够，就找不到高薪工作；家境一般，就没有能力在美国那样的社会阶层中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台。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在年轻时缺乏机会，而在异乡又不得不被迫离开生活的轨迹。
对于这样一群人，我觉得朱自清先生《背影》里父亲那笨拙的背影是他们最好的写照——“他用了他的办法来爱我，而我用我的办法来爱他……” 尽管方式不一样，但我们获得的最终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明清以来中国出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移民。明清移民与前代不同的地方是，除了朝代更迭、政局动荡以及灾乱频仍、人口猛增所引起的移民外，主要是为谋生路而自发地向边疆和山区流动。明初，政府为发展边疆地区生产，曾经大规模地组织移民，但只是一次性的。迁往云南、湖广的军人，在平定当地乱事后，便留戍不归。迁往山东登州、莱州和东北辽阳、开原的移民，则是为了耕种官民屯田。在内地富庶之区，明代开始严禁移民，只准本地人“就粮附籍”。所以直到明末，山东、湖广人还是以本地居民为主。但到了清代便一变而成为移民接受区，而为他们提供移民来源的是相邻而人口高度密集的江苏、浙江。
清朝建立后，为开发辽东，曾经在顺治、康熙、乾隆年间三次组织从山东招徕流民，但规模有限。清初山东居民大部分仍是明代原有居民。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逐渐恢复和发展，本地人口的自然繁殖，从明代的178万（嘉靖《山东通志·户口》）增加到220万（康熙《山东通志·户口》）。直到乾隆中叶后才由于本地人口高度密集，又加上旱、涝、虫灾和水土流失，发生人口向“人烟稀少” 的山东、湖北地区“就食谋生”的自发移民高潮。从各地方志中可以看到，每当山东、湖北发生“流民充斥”、“流民数万”的记载时，则在江浙总是出现“田畴荒芜”、“穷民失业”等记载，两者正成反比。
这些移民开始大都是流民临时就食异乡，所谓“出外佣作糊口”、“糊口他乡”、“佣工糊口异乡”之类，以后有的才逐渐落籍。湖北地区被称作“湖广”的最早移民大约在清初便开始了。顺治十二年（1655年）江苏常熟《隆阜王氏族谱》记载，“王氏徙湖南始自大父（按王大父是王明德的祖父，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当明季兵革起（按即李自成领导农民军南下进攻长江中游地区），迁至扬州，再迁武昌，最后落业于安陆府钟祥县（今湖北京山境内）东门外白雀村。”可见王氏从江苏南下湖南是在明末清初之际。
清代湖北地区是“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基地，那里当时开发也还不充分，但江苏、浙江人已经源源不断地前往，有的甚至是浙江人转从湖北再进入四川的。清乾隆时湖南平江县教谕黄本骥说：“里中家饶裕者，率以女适楚……富盛者有适楚不下数十人者。”（《癸巳存稿·嫁楚议》）“楚人娶妻，惟重金而已……江、浙人贫而无偶者，辄冒楚人姓名，与女子鬻身焉。”（《癸巳存稿·贫民鬻身议》）嫁楚和鬻身楚者都是以湖南为主体。湖北地区和四川一样，成了江浙人眼里的“乐土”、“沃土”，所以他们“蜂屯蚁聚，不避险远”，“扶老携幼，捆载就食”地源源而至。
